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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季陶，名传贤，字季陶，笔名天仇。早年留学日本，学日本，参加同盟会，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，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.、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。五四运动期间，在上海主编《星期评论》周刊，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。1924年在国民党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，任中央宣传部长，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。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，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活动，同年先后发表《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》、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》等文章，反对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政策，是国民党右派的“理论家”。1927年，协助蒋介石策划四一二政变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历任国民政府委员、考试院院长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，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，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。

文摘

9月16日，戴季陶满面春风地回到上海。17日，他在应记者采访时透露了日本朝野对中国政治的看法，他说：“日本朝野对中国政治上之观察，则多以为中国武人专政之风不去，无益之兵不裁，则政治毫无整理之希望。至于中日亲善之语，已为两国通人之口头禅，实则今后问题，亲善问题，乃两国能协力行动与否之问题，日有国力，中国乏国力，若中国不能进为有力国家，则两国无从协力，亲善乃成虚语，尤望吾国民之了解者也。”①透过戴季陶这段话可以看出，当时日本各界人士大部分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抱善意态度的，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。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是不正确的。戴季陶十分赞赏这种主张，也认为中国要去武人专政之风，只有裁无益之兵，否则政治无整理之希望。这种主张表面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，但戴季陶没有看到，在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中国，要想裁兵是根本行不通的。这些军阀知道，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，有兵就是草头王，因此，谁也不会放下手中之兵，提出裁兵的主张，只是一种幻想。戴季陶这种主张，对后来孙中山提出兵工主义、废督裁兵的政治方案，无疑是有一定影响的。

护法运动开始不久，南方军政府内部由于亲英、美势力的大肆活动.发生了重大分裂。在滇、桂系军阀和反对孙中山的政学系政客的参与谋划下，广州常国会于5月20日悍然改组军政府，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，实权掌握在西南军阀之手。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职，离开广州。戴季陶亦辞去军政府各种职务，满怀出师未捷的酸楚，郁郁回到了上海。

这次护法运动的失败，对戴季陶可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，年轻的戴季陶，曾怀了一腔爱国热情，参与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，他嫉恶如仇，誓与清朝统治者不共戴天，小资产阶级的激情在他身上奔流，他把革命看得浪漫而简单。辛亥革命后，袁世凯窃国，使他经受了次打击，但他仍然奋起反袁，反袁后又参与护法运动，这些斗争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，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，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：“……许多事业的造因，完全由我而起，但是所有过去的事业，尽是播种，而无收获，只有造因，而无结果。”②这对于总爱在理想天地里驰骋的戴季陶来说，是个严峻的考验，戴季陶不能接受这冷酷的现实，他理想的双翅停止了扇动，继而情绪低落，意志消沉，竟不思再起。

戴季陶陪孙中山到上海后，孙中山心情虽然也十分痛苦，但并没有向恶势力屈服，而是发愤闭门著书，总结“奔走国事三十余年”的经验，以此来“启发国民，唤起新社会”，到“异日时机成熟，一致奋起，除旧布新，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”。

而戴季陶则举家迁回浙江吴兴，寄寓松雪故园莲花庄，过起隔离尘世的桃花源生活来。吴兴地处太湖之滨，这里山峰秀丽、河流纵横，水上帆樯出没，两岸田畴交错，竹木荫翳，风景如画。戴季陶常与老同盟会员张静江等人寄情于山水之间，他们晴登莫干山，雨临太湖畔，步履相伴，扁舟过从，有时流连于“木欣欣以向荣”的景色，有时领略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乡间情趣，两人谈诗论文，乐而忘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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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介绍

范小芳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，该校民国史研究所所长，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，湖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。，多年来，从事民国史研究，在大陆、台湾、香港等地出版专著二十多部，发表论文近篇，代表作有：《二陈和CC》《蒋家天下陈家党》《军政名人的后岁月》《国共两党关系通史》《国共两党谈判史》《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》《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》《民国时期中国与意大利》等。

东波，湖北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，主要论著有：《中国历代名人家训集萃》《民国时期丛书简论》《民国时期图书版别录异》等。

李娟丽，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副教授，主要论著有：《东北青年运动大事记》《拿破仑对意战争性质初探》等。